这篇文章讲述了施剑翘为父复仇的案件引发的广泛社会讨论，围绕是否可以允许私人复仇的问题展开了多方面的辩论。施剑翘在枪杀孙传芳后，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。很多普通百姓和娱乐圈的人都支持她，认为孙传芳罪有应得；然而一些知识分子和法律界人士则反对她的行为，认为即便孙传芳做错了亚投金融，复仇也不应超越法律的框架。
施剑翘的辩护律师采纳了道德主义辩护策略，不强调法律条文，而是从道德角度出发，力图唤起公众的同情心。他们强调施剑翘的父亲被孙传芳残忍杀害，施剑翘作为女儿，出于孝心报仇完全符合道德。这一辩护还援引了儒家经典《春秋公羊传》，指出“父不受诛，子复仇可也”。他们认为，施剑翘的行为不仅是为父报仇，更是在为家族的尊严复仇，因此是值得宽恕的。
展开剩余79%辩护律师还提到，在孙传芳杀害施剑翘父亲的那个年代，法律早已崩溃，施剑翘没有其他可行的法律手段去报仇，唯一能依赖的就是个人的暴力复仇。辩护方试图引发公众对军阀时代不公正现象的反感，借此为施剑翘争取更多的支持。施剑翘在公众场合时，表现得极为激动、痛哭流涕，情感的诉求也让许多人动容。
而孙传芳一方则由其家属、律师和公诉人组成，他们采纳了法律主义的辩护策略，认为施剑翘的复仇行为违反了法律，应依法处理。他们提出，施剑翘枪杀孙传芳属于谋杀，而不是出于正义或孝心。无论施剑翘父亲死于战争，还是死于私人仇恨，都不应成为复仇的合法理由。要是每个人都能以此为由进行报复，社会秩序岂不乱套？此外，他们还强调，自首在现代法律中并不意味着减刑，施剑翘开枪后警察马上得知了罪行，所以不能算作自首。
孙传芳家族的律师还批评了对方律师引用儒家经典的做法，认为那是过时的论调，现代社会应当依靠法律来解决争端，而非回溯到古代的礼治思想。法律的公正性与社会秩序的稳定，才是民国社会发展的根本所在。
案件最终由南京最高法院审理亚投金融，法院认可河北高级法院的判决，对施剑翘进行了减刑，判处七年有期徒刑。然而，法院并不认同辩护方关于孝心和儒家礼治的辩护理由，而是认定减刑是因为施剑翘的父亲的死亡并未经过合法的审判，孙传芳的行为不合法。这一判决实际上强调了法治的重要性，表明司法系统不应受外界情感或舆论影响，判决应当依据法律程序来进行。
尽管法院做出了这样的判决，国民政府仍在几个月后宣布特赦施剑翘。这一决定的背后，部分源自于冯玉祥、李烈钧等国民党高层的推动，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国民政府想要借施剑翘这一形象来推广“新生活运动”，强化儒家道德观念的复兴。与此同时，政府也意识到，若承认法外复仇，将可能导致法治权威的崩塌，因此通过特赦令平衡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矛盾。
国民政府的特赦行为，实际上反映了当时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博弈。法院坚持法治，反对外部干扰，而政府则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处理这一案件，显示出它对民众意愿的认同及其行政能力的彰显。特赦令的发布，不仅向社会传达了法律程序的重要性，也避免了直接推翻法院判决的政治后果。
施剑翘的案件深刻揭示了情与法之间的复杂矛盾。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，当法律失去应有的效力时，情感和道德往往取而代之。施剑翘的复仇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宣泄，也是对法律无法保护无辜者的愤怒与无奈的表达。尽管如此，在现代社会中，我们仍然无法回避法治与情感之间的冲突，它依然是一个亟待解答的问题。
这场案件不仅揭示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对立，还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复杂性。在面对类似的事件时，我们也许可以理解施剑翘的选择，但我们同样明白，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基石，不能轻易被情感所左右。这个案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思考，也让我们看到了每一个历史事件背后，复杂的个人、社会与政治力量的博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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